是移居墨尔本还是留在北京？
对于一个拥有30年教龄的大学老师来说，其实留在北京，生活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甚至可能在北京城内的住房条件会比天津更好一些。在北京城内，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，是作为普通工人的我与80多岁高龄的父亲共有的全部家产。在没有住上学校周转房之前，我上班要走一个多小时，而且还要经过天桥、地道、立交桥等“长征线路”，每天早上从家到单位至少要用一个小时。在北京，这样的住房与交通是十分普通的状况。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留恋北京，而且我丈夫已经退休，回到我任教的城市——天津，我的丈夫就要离开工作岗位去寻找一份临时性的职业，而且他还要离开已经退休的、年过古稀的母亲迁居他乡，所以家里人是很不赞成我回津的，他们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去澳大利亚。
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。根据《移民法》，从1991年到1993年为期几年的移民实验性计划中，澳大利亚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每年有500名学者移民指标。申请者需要具备以下条件：必须在申请当年1月1日之前在本国大学拥有10年以上“在编”教龄，申请当年1月1日之前年龄不得超过45岁。经过严格的申请、面试、等候，1994年2月，澳大利亚决定批准我一家三口的移民申请，居留许可证办理妥当、签证也下来了，我们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
当时学校非常需要我回国任教，我非常热爱工作了20年的南开大学，我是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，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委会、河西区委会的党组织、主委、副主委、党员都很支持我的回国工作，并且多次到我家慰问，他们还给我带去了在美国的亲戚给我的字画。当时天津经济虽然不景气，天津家家户户都没有钱，许多天津人都是用工资的一部分来还住房建设费。但是天津市教委和南开大学领导，还是尊重教育学者个人的愿望以及家庭的意见，我丈夫当年没有退休之前，在天津大学任教。1993年的下半年，领导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，为回国后能给安排住房解决了组织上的困难，使我的回国后的工作能顺利进行。
南开大学为了配合我的回国任教和解决我的住房问题，他们从国家教委的“911 工程”当中拨出专款，把南开大学的住房建设指标、建房款和南开大学的购房款一起付给了天津大学，天津大学把这笔钱给了一个同样回国工作的学者，然后这位教师再用这笔钱购买了天津市的住房“九二”工程中的住房建设指标和建房款，用此购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新房，分给我们全家。1994年5月，我与丈夫、女儿全家一起，回到了祖国，回到了南开园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我能继续教书了，能为南开继续教书，在我的心里感觉非常温暖。